奥巴马：政府应该抓好大企业（中英对照）：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校长特聘公共政策专业教授，《余震》一书作者，观察者网翻译）

  今天奥巴马总统在堪萨斯州奥萨沃托米的演讲该地也是老罗斯福（昵称“泰迪罗斯福”）在1910年发表他的“新国家主义”演说的地方，就其所涉及的点来讲，能够说是奥巴马总统在任期间最重要的一篇财经演讲。这篇演讲陈述并总结我们诸多政治经济危机背后的原因，并且严正传达了强硬姿态要求那些以自己的优势玩弄体系的势力集团以及特权集团承担起相应责任。

  以下是从奥巴马演讲里摘出的关键部分（以及我对这些奥巴马说的点评，如果你愿意接受的话）：

  “对于大部分美国人来讲，保障这一个国家良势发展的最基本协议已经被侵蚀了。早在经济不景气之前，对于大部分人来讲努力工作已不再能够还清他们的贷款。在为我们的经济成就做出贡献的人们中，能够从中受益的人慢慢地少。那些在利益分配最顶层的人们凭借着他们的收入和投资，比以往任何一个时期都更富有。而每一个在与日俱增的开销、账单中挣扎的普通人以及太多太多的家庭发现他们永远有还不完的债。”

  奥巴马完全正确并且这也是第一次由他或者也是第一次由总统明确承认最顶端的既得利益者和普通人之间的差异在三十年间被扩大了这样一个长期结构性问题与生产率受益相联系的基本协议中断了。

  “数年来，信用卡以及家庭净值贷款掩饰了新经济的严酷现实。但在2008年，房贷业垮掉了。”

  的确如此。但是危机第一次被掩盖是在大量女性进入有薪工作的时候，这大概是在1970年代末以及1980年代，都是为维持停滞不前或有下降趋势的家庭总收入，家庭总收入的下降或停滞源于被全球化、科学技术进步以及联邦衰退等原因困扰的男性工资收入。只有当这个应对机制（即允许女性工作并付酬，译者注）效力将尽、且房价开始上涨的时候，美国人便转向通过信贷以及房贷作为掩饰或应付新的残酷经济现实的途径，这种残酷的经济体系是为那些占据利益集团顶层的少数人服务的而不是为了大部分的中产阶级。

  “到目前为止，真相已经一览无余了：那些缺乏支付能力，甚至根本不了解抵押贷款的人，都被兜售了一份。银行和投资人受到纵容，他们将有风险的债券打包，在市场上卖出，这无疑是天大的赌注，而奖金也十分诱人，不过都是从别人的口袋里掏出来的。那些监管者本来应该做出风险预警，但他们熟视无睹，或者根本无权监管。

  这当然是大错特错，由于少数人的贪欲，以及普遍缺乏责任感，结果导致美国乃至全世界的经济步入深渊，我们到今天还没有从危机中摆脱出来。无数清白无辜的、辛勤工作、尽职尽责的美国人，因此丢了工作、住所，以及基本保障，至今无法翻身。”

  奥巴马在这里用了“错误”来描述华尔街的丑行，以及艾伦格林斯潘领导的监督管理的机构美联储的可耻失败。但这还只是导致悲剧的最直接原因，至于更深刻的原因，恰恰是总统此前提过的，工资水平和生产力脱钩。

  “关于如何拯救美国的经济，恢复增长和繁荣，平衡和公平，一直有着激烈的争论。在国内，已经爆发了激烈的抗议和政治运动，包括茶党和纽约等城市街头的占领、抗议运动。政府对此感到十分不安。此外有意角逐下届总统的人，对此也纷纷发表热烈但各不相同的看法。

  这不仅是一次政治辩论，也是当下最重要的问题。对中等阶级，以及正努力跻身其中的人而言，这是生死攸关的时刻。美国将来的工薪阶层是否能体面养家、合理储蓄、置业安居，以及稳定退休，现在是决定性的关键时刻。”

  的确，这是当今最重要的议题。但我希望总统不要将茶党和“占领华尔街”的抗议者混为一谈。前者憎恨政府，而后者将问题归咎于华尔街和贪欲。

  “在争论中间，有些人陷入了集体性失忆。在这场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中，他们提出的危机拯救方案，居然和导致危机的政策如出一辙。”事实上，他们是要恢复那些多年来压迫美国中等阶级的政策。他们的哲学很简单：如果人人为自己，一切就太平了。”

  奥巴马本来可以说的更严厉一些，奥巴马认为“他们”是得了集体性的失忆症。但事实上，这些“失忆症”患者都是有特权、有影响的人士，能利用政治影响攫取巨额财富，同时逐步加强自己的特权和影响。换而言之，这根本不是什么“失忆症”，而是处心积虑的手段。

  “我要声明，他们错了。我深信我们联合在一起，会比互相分离更强大。我相信只有每个美国人得到公平的机会，并在同一规则下竞争，美国才能继续成功。这是我们要唤醒的美国的价值观，而不分什么或共和党，也不分什么1%或99%。”

  “1910年，西奥多罗斯福就在这里（奥萨沃托米市），提出了他的新国家主义理想。他说：如果美国人不能在美国的经济制度下尽情发挥自己的才能，如果真正的民主不能落实，美国就一无所值。”

  我首先提供一些背景资料：1909年，年轻的记者、政治哲学家赫伯特克罗利，在其畅销书《美国生活的希望》表示，国家应该监管大企业，保证其活动符合国家的目标。他写道：“寡头企业应该被改造为增进国家经济利益的代理人，对这一些企业来说，这也是一个建设性的建议。” 西奥多罗斯福在其“新国家主义”中接受了这个观点。

  “因为这个原因，老罗斯福被称为激进分子、社会党分子，甚至是共产分子。然而今天美国比一百年前更富裕，民主制度更强大，要归功于老罗斯福的努力。这中间还包括实现八小时工作制，妇女最低工资保障，针对失业者、老年人和残疾人的保险，政治改革，以及进步的所得税改革。

  一百年后的今天，美国的经济发生了巨大变化。过去几十年来的技术进步，使企业家能够减少雇员，更容易在整个世界设厂雇人。正如你们在真实的生活中所见的，这些变化令很多美国人痛苦。

  工人们担心他们会突然退休而被迫到海外去，而在那里，工人是很廉价的。钢铁厂本来需要1000名雇员，但是现在只要100人就能做同样的工作，因此，裁员往往是永久性的，而非商业周期的一部分。这些变化不只是影响蓝领工人。如果你是一个银行柜台出纳、电话接线员或者旅行社职员，你会发现你们看似很专业的职位会被ATM机和互联网所取代。今天，甚至更高技术方面的要求的职位，如会计师和中层管理人员，都可以外包给中国和印度这样的国家。如果你的工作可以被计算机或者外国工作者以更低的支付取代，那么你将没有足够的筹码同你的雇主谈你的工资和福利，尤其是有很少的美国人是工会的一部分。

  现在，正如在西奥多罗斯福时期那样，过去的几十年里，在华盛顿，有那么一群人，他们重复用同一种声音来回应经济的挑战。他们告诉我们，“这个市场会搞定一切，”只要我们削减更多的法规，降低更多的税收尤其是对富人我们的经济变得更强大。当然，有赢家也有输家。但是如果这些赢家真的做好这些，就业机会和幸运最终将涓滴其他人。即使繁荣并不涓滴，他们也会认为，这只是自由的代价。

  这是一个很简单的理论外界对政府的自由主义和怀疑主义已经说了太多。它对保险杠贴纸很适合。这正是问题所在，理论没有奏效，从来就没奏效过。在数十年前的大萧条之前，根本就没有奏效。战后五六十年代令人难以置信的繁荣并非由此而生。并且，在过去的数十年个人会使用它的时候它也没有奏效。”

  奥巴马拥护克罗利 为了国家利益要规划好大企业的主张，不过是克罗利的升级版。下一段较为重要的。

  “在2001年和2003年，国会通过了两个史上最贵的为富人减税方案，这让我们得到了什么？半个世纪以来最慢的就业上涨的速度。巨额的财政赤字已经难以负担为国家建设而支出的投资，也难以为帮助数以百万的美国人达到并保持中产而提供基本的安全教育和基础设施建设，科学和技术，医疗保险和社会福利。

  还记得在那些年里，正是因为那些今天还在往国会跑关系的人们，导致了薄弱的监督和疲软的管制。而那让我们得到了什么？保险公司肆无忌惮地提高保费，却拒绝照顾生病的患者；抵押放贷公司花言巧语的卖出房贷，却根本不管那是普普通通的家庭是否有力力负担。金融和财政部门的坐视不理和基本监督的缺失几乎毁了我们的整个经济。

  如果我们对重建我们的中产阶级这样的一个问题认认真真地对待，就不会回到这个“靠自己”的时代。“靠自己”不会给我们大家带来一个强健的经济，不会给我们的人民和未来带来足够的预算，也不会给我们大家带来“利益均沾”。它只会带来少数人所期望的那种繁荣。

  看看统计数据吧。近几十年来，最富有的1%美国人收入增长超过250%，达到每年120万美元。我现在不讨论那些百万富翁，我现在讨论的是创造了百万富翁的劳苦大众。现在，那些最富的百分之一的人每年赚27万美元。在以前，一个大企业首席执行官的收入通常只有他们员工的30倍，现在这一个数字是110倍。而普通的美国人，在过去十年中收入实际上下降了百分之六。”

  这是有史以来第一次，一个美国总统强调这个荒诞的趋势。现在请大家来听听他揭示这与我们的恶化的经济与民主形势之间的关系：

  “这种自大萧条以来前所未见的不公会伤害我们所有人。当中产阶级家庭不再负担得起公司可以提供的商品和服务，它会将整个经济拖至谷底。美国，是建立在广泛繁荣的信念之上的。所以会有像亨利福特的CEO致力于支付员工足够的收入，使他们能够购买他们自己生产的汽车。这也是怎么回事最近的一项研究表明，越平等的国家经济长远看来会有越稳健的增长。

  社会不公同样也在扭曲我们的民主。不公现象使得那些极少数能够承担高价生活以及承受无休止的运动的说客的声音被放大，并使得我们的民主面临着被倒卖给某些最高层次的投标人的风险。不公也使得每一个人都能毫不犹豫地怀疑华盛顿政府系统是不是从中投机并和人民作对并且那些被我们选出来的议员们根本就不在为大部分的美国人谋利益。

  而更为根本的问题是，这种不公平的差异使得美国核心理念的允诺：美国是一个只要你奋斗就能成功的地方看上去就是一个谎言。我们曾告诉人们在这一个国家，即使你毫无背景一无所有，但是努力工作仍然能够使你进阶中产阶级；并且你的孩子们必定会拥有比你过得更好的机会。这也是怎么回事世界各地的移民蜂拥而来的原因。“

  到底是什么促使了机会公平，又是什么削弱了向上层阶流动的力，且看奥巴马如何回应。

  “然而，在过去的几十年里，通往更高社会阶层的可能性慢慢的变小，中产阶级整个缩水了。在二战后的几年内，一个出生于贫穷之家的孩子在他长大成人的时候有高于一半的可能性会成为中产阶级的一员。到了1980年代，这种可能性大概在40%左右。而如果过去几十年间那种持续不公的趋势继续保持下去，我们大家可以预见，今天出生的孩子将只有1/3的机会成为中产阶级。

  当这个国家数以百万计的工薪阶层家庭正被迫把他们的孩子带到食物救济站以此才能吃上一顿像样的饱饭，这是多么令人痛心疾首。而更令人难以饶恕的是这种想法和观念即无论那些孩子以后多么努力地工作，他们可能永远都得不到脱离食物救济生活的机会、永远都成不了中产阶级。这个想法是大错特错的。这种观念与我们所支持的理念背道而驰。”

  那么我们该如何应对呢？我们既不能重回保护主义老路或成为新勒德派（简单地讲勒德派反技术反信息化，译者注），也不能转向某些认同政府计划的说法。

  “而值得庆幸的是，那不是我们一定要要接受的未来。因为有另外一种看法，这种看法有关我们如何在这一个国家建设一个强有力的中产阶级这样的看法更贴近我们的历史；这样的看法曾经被我们两党的人民共同拥护超过了200年。

  这个看法不是说我们该以某种方式重回工业建设或者在美国外围设置壁垒。这样的看法不是说我们该惩罚牟利、成功或者假装政府知道怎么修补所有的社会问题。这样的看法是，在美国，我们团结便能更强大当每一个人都能够公平地参与，当每一个人都能有公平的所得，那么每一个人都能公允地分享。”

  奥巴马说：“首先这个想法由确保美国的每一个成员在获取成功方面机会均等这一理念出发。真相就是，当人们只是放任他们的生意，任其恣意付给工人最低的工资或者对环境造成污染，我们永远都不可能同其他几个国家竞争。这是一场触及底线的竞赛我们不可能赢，也不应该去想要赢。那些没有强有力的中产阶级的国家，他们没我们设置的生活标准。

  在1910年，泰迪罗斯福来到这里，来到奥萨托米，向人们陈述了被他称之为新国家主义的想法。

  事实是，此次的危机导致了布衣街和华尔街之间信任的缺失。纳税人在我们的主流银行陷入困境的时候伸出援手，我们的这些银行当然也有义务有责任不顾一切代价去弥补两者之间的信任亏空。至少，他们应该为由过去的过度放贷直接引发的经济危机而做出补救措施，并且银行也应该行动起来保证那些安分尽责的业主能安然地保住自己的家。我们正在采取行动敦促银行去提供更充裕的时间好让失业的业主去求职，免去失去无家可归的后顾之忧。”

  在演讲之外还有许多可阐释的点。要求我们将演讲读全。这次演讲显示了奥巴马2012年大选的施政纲领的基础增加对富人的税收、对富人以外的咱们进行投资、敦促那些从美国获利的公司以及华尔街的银行为美国人创造更多更好地就业机会，并且保护我们的民主远离金钱的腐蚀这些是新“新国家主义”。

  最后，在这里，才是那个由我们在2008年选举出的巴拉克奥巴马。自此我们才有了一个尽管有些不情愿但还是站起来如泰迪罗斯福和他的表兄弟富兰克林那样反抗金钱利益的总统。

  希望奥巴马能够在2012年依然坚持这些想法和讯息，还可以赢得选民的支持以便在他的第二个任期内实现抑制已经冲击美国经济以及美国民主政治根基多年的一直增长的不公平现象以及走钢丝般的危险行为。

  罗伯特赖奇是《余震：下一个经济体以及美国的未来》一书的作者，现已上架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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